“嬉戏打闹”和“校园欺凌”如何界定

保障人权，则是从价值论的高度赋予刑事诉讼法更高的价值追求，也是刑事诉讼法的终极价值目标。

现在，一部分地方或者一些人的资金很多，但没办法贷出去，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很需要钱，但在现行的合法渠道中又贷不到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司法的独立和司法的权威呢？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当严格遵守宪法确立的司法独立的原则。

严格说来，黑社会应该有一个比较窄的定义，不能笼统地把欺行霸市都看成黑社会。过去的立法强调原则和目标，忽视程序，即使有程序也不是很细。财新《中国改革》：黑社会对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危害，因此涉案黑社会的民营企业家获刑乃至财产被没收似乎就有了某种合法合理性。（四）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江平：解决这些问题，最后还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实际上，财政往往把没收来的一部分返还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有利可图，才愿意办案，无利可图就不愿意办案。现在，有些地方把打黑扩大化，或者说在打击黑社会的一系列举动中，有一些是属于运动式打黑，有人把它叫做黑打。加强纳税人人民的过程参与与结果监督，尤其是加强其代表（人大代表及立法机构）对预算的实际监控能力，健全审计、审议监控机制和程序，以增强预算的民主性、透明度、可靠性。

这应当成为中国预算法的立法宗旨和修法目的。中国现行预算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宗旨是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更进一步申论，按信托的一般法理，委托人设定信托的首要目的在于实现受益人的信托利益。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否则，立法宗旨定位不准，将会对预算法的具体制度建构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甚至使预算法的修订有可能因为方向不明或错误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框架下的预算法治实践，国家预算（包括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是指法定的众多预算主体（政府立法、行政、司法各部门等）基于纳税人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依法定权限、按法定程序和规则编制、审查和批准的政府年度收支计划，是统筹可得公共经济资源依法律和政府施政方针在潜在的支出项目间进行选择，以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公共选择和抉择行为。

我们对国家预算这一公共预算的理解，一定要从这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中国目前国家财政在经济领域的越位、社会领域的缺位，政府财政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速而民间财富、民间消费增长乏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得不主要依赖政府投资，从制度根源而言不能不说与这些宗旨有绝大关系。而国家预算则与此全然不同，它不仅必须由法定的主体依法定职权，按法定程序，采用法律许可的方法编制、审议、批准，其编制、执行的结果也应予以公开，甚至整个预算过程都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大众开放。而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中国家预算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民众的公共需要、公共福利最大化。

其思想根源与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第一条为了加强国家预算管理，强化国家预算的分配、调控和监督职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本条例的立法宗旨一脉相承，仅有文字表达的细微差异。况且，收支计划，不仅国家（政府）需要，个人、企业和家庭也需要。我们现在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市场对资源应起基础性配置作用，而国家的宏观调控活动包括公共财政活动只能是服从和服务于市场的需要，是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才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

过于强调国家的优越地位，以国家为本位、为中心，实即以受托人政府及其官员为中心而非以委托人、受益人（即纳税人人民）为本位、为中心，来指导和确立国家的预算体制机制，势必会忽视纳税人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力）、忽视老百姓在公共财政领域的呼声。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新时局、新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编注：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阶段过去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

这实质上是说共产党人的政权本质上是由人民基于信任托付而产生的，其责任是向人民负责。预算法作为规范预算行为的特别信托法，其目的和任务当然也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设计来规范国家预算行为、调整各预算主体间的预算权益关系，进而维护和实现这一最高利益，使民众的信托利益、使民众的公共需要最大化实现。

从而揭示出人民与政府、与政府官员之间为信托关系，为委托人、受益人与受托人之关系。它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强力主导）、深受国库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它过于强调的是预算的工具性职能（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强调的是国家的优越地位、中心地位（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强调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正是本此原理，日本宪法以财政专章并制定专门的财政法就财政预算关系作了详尽的规定。公共财政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市场的需要，本质上是满足市场主体（企业、家庭、个人）的公共需要，从最终意义上讲是服务于民众个人的公共需要并使其福利最大化。那么，国家预算为何要公开？为什么要以预算文件或预算法案的形式存在？为什么需要制定专门法律来订定规则和程序、界分权力与责任呢？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预算是公共预算、国家预算具有不同于私人预算的特质所决定的。正由于此，笔者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树立正确的预算观念、修改预算法立法宗旨，应当成为中国修订预算法的首要之务。

二战后，1946年公布的《日本宪法》序言部分也明确宣称日本的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法律规范的调整规律是通过法的制定和实施，来规范行为、调整关系、达成目的。

从动态、静态两方面理解的国家预算与私人预算相比，具有受托决策性、决策主体多元性、决策的受制约性以及整体刚性与适度弹性相统一等四大特征。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

这种选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表象上看，国家预算的结果体现为经中央或地方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静态预算（计划）文件。而中国现行预算法立法宗旨，过于强调预算的工具性职能将应受监督者（即应该受到规范和控制的政府预算）反置于监督者之地位，以至于将国家预算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某一部门甚或某些个人之手。

出处:东方早报 进入专题： 预算法 。早在1829年，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编注：Henry Clay，1777年－1852年，曾历任美国众议员、国务卿、参议员）就曾指出：政府是一个信托机构，政府官员则是受托人。片面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未能与预算的最终目标亦即民众个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包括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相联系，这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公共财政也即基本民生财政的要求相脱节。从一定意义而言，我们只有首先明确了预算法应然的立法宗旨，才有可能发现中国现行预算法律制度的缺失，才有可能找出问题的症结和差距，然后设计相关制度予以完善。

对此，我们在修订预算法的时候，应当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公共财政和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以预算信托原理为基础，通过预算法立法授权，分散预算权力、建立预算权力均衡制约机制，规范预算行为，以增强预算的可归责性。但这些个人、企业和家庭的私人预算的决策与实施，通常既不需要公开（公众公司在特定情形下需依法进行信息披露），也不需要制定专门法律予以规范

而现在却大不同了，有的公民已有大规模的工厂、公司，甚至有依法占有的矿山，因此，对公民的遗产范围急需立法确认。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应修正，既要维护公证的信用，又要保护被继承人的遗愿，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可撤销或变更公证遗嘱。

继承法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民的需要。但笔者相信，只要我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依法治国，这后者必然会越来越少，直至消除。

尤其，一旦遇到被继承人突发病重或发生意外时，急需撤销或变更公证遗嘱而不被允许，显然违背了被继承人的遗愿，也违背了立法本意。作者系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出处:人民法院报 进入专题： 继承法 。例如原继承法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如继承权的放弃、特留份的确定和承接都缺少程序的规定。但不管怎么富，家庭还在，亲情还在。

当时按照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而1993年宪法修正案已明确，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如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五款关于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的规定，显然已不合时宜。

据此，在修改继承法时关于继承人的范围是否应该扩大，回答是肯定的。总之，现行继承法已很不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全国人大已把修改继承法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并已开展调查研究。

四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数量和处置财产的意愿发生了变化。三是人们的理念、观念发生了变化。